1955年，军队对军衔的评定过程中，滕代远的名字曾被列入地方干部的请示名单，但等到授衔仪式时，他既未被授予元帅军衔，也没有获得大将头衔，甚至连任何军衔都没有。多年后，滕代远的儿子询问此事，家属回忆说，他没有详细解释自己的成就，也没有对比别人的军衔，只是简短地说道：“前苏联的铁道兵司令员拥有元帅军衔。”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讨论军衔，但实际上并非重点。在革命经历上，滕代远的成就也许值得元帅或大将的称号，但若从1955年的实际职务来看，他已经脱离军队系统多年，授予他任何军衔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的贡献是否足够，而是他已经从战场指挥官转变为国家铁路建设的关键人物。虽然他的名字在名单上，但最终却未能获得军衔。

滕代远拥有辉煌的军事生涯，起点非常高。在1928年7月22日，他和彭德怀等人共同领导了平江起义，起义后的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担任军长，滕代远则任党代表。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党代表并不仅是政工干部，而是与军事主官共享指挥权，负责重大决策和生死存亡。两年后，红五军与红八军合并为红三军团，滕代远成为总政治委员，参与了红一方面军的组建。在人民军队成立初期，这些职务至关重要。他曾参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并且于1933年获得二等红星奖章。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参谋长；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出任华北军区的副司令员。从平江起义到红三军团，再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滕代远不仅具备创建部队的经历，还有管理高级军事机构的丰富经验。按照这一履历，自然有人会询问：他应该是元帅，还是大将？

然而，1955年的军衔评定并非仅依据资历。现职、军队的服务记录及实际工作经历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当时的评衔部门确实对一批已经转到地方但与军队保持深厚联系的干部做了研究，滕代远也在其中。影响评定的重要因素是中央的统一方针。毛泽东明确表示，已经转为地方工作的干部，最好不授予军衔。其他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也表示不作授衔决定。由此，那些在战争时期担任军队高层职务而后转入地方的同志，最终也未能参加军衔的评定。滕代远因此被排除在外。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表面看似矛盾的局面：按照他早年的军职和革命贡献，他理应进入高军衔讨论；而按新中国成立后他所担任的现职来看，他已经不属于现役军队的构架。元帅的授衔并不能仅凭早期的职务；同样，大将的评定也不能忽视1955年的制度条件。他并非被低估，而是未能进入最终的授衔序列。

滕代远离开军队并不是因为不再需要他。恰恰相反，中央将一项关系到解放战争进程及新中国建设整体的重任交予他。1948年11月，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东北已解放，平津战役即将开始，而淮海战场的兵力、弹药和粮食运输需要持续进行。铁路设施遭到破坏，需要迅速恢复。随着前线的推进，运输需求也随之上升。中央决定成立军委铁道部，统一管理解放区铁路的建设与运营，滕代远被任命为部长。从高级指挥员转向铁路管理，表面上似乎远离了战场，但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他需要解决钢轨、桥梁、机车、煤炭和调度等问题。铁路一旦停运，前线可能失去一批弹药；桥梁修复拖延，军队的行动将受到影响。

1949年初，全国第一次铁路工作会议召开。面对受到严重破坏的铁路线路，铁路职工发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的口号。滕代远带领铁路工人和铁道兵团的指战员迅速修复被国民党军破坏的铁路，到了1949年底，全国铁路的通车里程便迅速得到恢复，为大军南下和城市接管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新中国成立后，滕代远成为铁道部的首任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工作作风，强调集中统一，注重运输纪律，常常深入前线检查线路和设施。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及列车上度过，有人邀请他住旅店时，他曾说：“我们铁路工作者，两根钢轨就是我们的岗位。”这并非只是一句轻松的玩笑。在新中国刚刚起步的背景下，铁路不仅承担着经济恢复的任务，还需随时应对国防运输的需要。

不久后，一次严峻的考验随之而来。他坚持保留的铁道兵团在朝鲜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950年，相关部门曾考虑缩编铁道兵团，转其为工程队伍，毕竟战争已经结束，国家急需建设。但滕代远坚决主张保留这支部队。他认为，铁路不仅是经济的基础设施，更是现代战争的战略保障。普通的工程单位虽然能够修路，但在轰炸、封锁和紧急军事运输的条件下，需要具备军事化组织，能随时应对战斗任务的专业部队。他向中央报告，要求保留铁道兵团。最终，中央军委明确决定将铁道兵团纳入军委建制，成为现代国家军队的专业兵种之一。这个决定刚作出不久，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战火逐渐逼近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滕代远率领铁道兵团积极备战，承担起了铁路抢修的重要任务。